第三章

回到省城，空气中已经带上了初冬的干冽寒意，与山间湿润的冷截然不同。火车站人潮汹涌，背着行囊的学生、大声吆喝的小贩、步履匆匆的旅人，构成了一幅喧嚣而充满活力的都市图景。我深吸了一口混合着煤烟和汽车尾气的空气，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惑。大学生活如同一幅刚刚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的巨幅画卷，既有令人振奋的斑斓色彩，也有需要小心揣摩、谨慎下笔的复杂构图，而我，这支刚刚从山坳里带来的画笔，能否在这画布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仍是未知。

国立美术学院坐落在省城著名的文化区，与之前高中那种严谨甚至略显压抑的氛围截然不同。校园不大，但布局精巧，随处可见各种风格的雕塑和壁画，有的写实，有的抽象，甚至有些令人费解。教学楼是颇有年岁的苏式建筑，红砖墙上爬满了枯萎的藤蔓，萧瑟中透着一股倔强的生机勃勃的艺术气息。校园里的学生们打扮各异，极具个性：有长发飘飘、身着民族风长裙的女生；有穿着沾满各色颜料、仿佛自身就是一件行为艺术品的工装裤的男生；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着毕加索的蓝色时期、激浪派的行为艺术或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征……这些名词对我而言既陌生又新奇，像是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但我却一时找不到钥匙。

开学第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是几件衣服和最重要的画具——按照指示牌找到分配好的宿舍。是间两人房，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好。室友陆泽已经到了，他的床铺和书桌已经布置得满满当当。他来自一个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的沿海繁华都市，穿着当时最时髦的牛仔外套和运动鞋，头发用发胶抓出有型的纹路，正旁若无人地摆弄着一台看起来价格不菲的银灰色CD机，耳机里漏出些许节奏强烈的外国摇滚乐。

“你就是陈山？”他听到动静，转过头，摘下耳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他的目光在我洗得发白的衬衫和母亲手缝的布鞋上停留了片刻，但那目光里并没有恶意，更多是好奇和一种自然而然的审视。“听说你是保送生？专业成绩拔尖啊！厉害！”他笑起来很爽朗，主动伸出手，“我叫陆泽，以后就是室友了，多多关照。”

我有些局促地和他握了握手，点了点头，低声说：“你好，陆泽。”然后开始默默整理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那套视若珍宝的画具。

陆则显然是个闲不住的话匣子，一边继续整理他那些琳琅满目的东西——高级画材盒、成堆的进口画册、崭新的随身听、各式各样的CD——一边向我介绍：“这楼晚上十一点熄灯，但画室通宵有电；打开水房在一楼东头，去晚了就只有温吞水了；食堂嘛，一食堂的红烧肉还行，但最好吃的是西苑的小炒，就是贵点……哎，你用这个？”

他不知什么时候拿起我那套磨损严重的画笔和几管最便宜、包装简陋的国产品牌颜料，脸上露出 genuine 的惊讶。

“嗯，”我轻声回答，脸上有点发热，“用习惯了。”

“我这有套多余的进口水彩，温莎牛顿的，颜料颗粒更细腻，层次感强多了，送你试试？”他热情地从自己琳琅满目的画材堆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盒子递过来。

我像被烫到一样连忙摆手拒绝：“不用了，真的，谢谢！我用这些就好。”强烈的自尊心混合着羞涩，让我无法坦然接受这样突如其来的、价值不菲的馈赠，尽管我能感到他是出于好意。

陆泽耸耸肩，没再坚持，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了别处，继续介绍起校园周边的各种好玩地方，哪个电影院效果好，哪里能淘到打口碟。他的这种恰到好处的友善和洒脱，稍稍缓解了我初来乍到的局促和紧张。

美术学院的课程体系与高中截然不同。除了素描、色彩、构图等夯实基础的专业课，更多的是鼓励自由创作、观念表达和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第一堂创作课上，我精心绘制了一幅写实风格的油画——描绘的是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弓着腰扛水泥袋的场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尽力捕捉阳光的炙热和父亲的艰辛，笔法力求严谨，色彩凝重。

作业交上去后，指导老师杨教授——一位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眼神锐利的先生——在点评时，却直接给了我一记闷棍。

“陈山同学，是吧？”他推了推眼镜，指着我的画，“技术很扎实，造型能力不错，看得出下了苦功。”他话锋一转，“但是，太保守了，太像一张照片了。艺术是什么？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它需要解构、重塑，需要表达你个人独特的视角和思考。你的技巧是在为别人的眼睛服务，而不是为你自己的内心服务。在这幅画里，我看不到‘你’在哪里。”

我彻底愣住了，脸涨得通红。在我过去十多年的认知里，画得像、画得真实、能打动普通人，就是好的艺术。我下意识地看向旁边陆泽的作品：画布上是大胆泼洒的、几乎没有任何具体形象的强烈色块和扭曲躁动的线条，标题却叫《都市的焦虑》。这样我看不懂的作品，却得到了杨教授“富有表现力”、“触及了现代性”的赞扬。

下课後，我独自留在空旷的画室里，对着那幅被评价为“保守”、“过时”的画，心里充满了巨大的困惑和自我怀疑。我一直以来的信念和骄傲，在这一刻显得如此摇摇欲坠。难道我从大山里带来的观察和情感，在这个所谓的“艺术殿堂”里，真的如此不值一提吗？

陆泽找回来的时候，我正对着画布发呆，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哟，挨批了？被老杨打击了？”他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很哥们儿地拍拍我的肩，“正常！太正常了！老杨就那样，看谁都觉得保守，觉得观念老派。现在当代艺术圈就讲究这个，观念！创新！颠覆！技术那是基本功，不值一提，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什么‘概念’！”他翻出手机相册，给我看他在高中时和暑假里创作的作品集：强烈的、几乎冲突的色彩对比，难以辨识的形体组合，充满视觉冲击力甚至有些暴力的构图。

“你看，这才是表达自我，表达对这个飞速发展又光怪陆离的时代的感受！”陆泽说得眉飞色舞，充满自信，“你得跳出你原来的那个框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宿舍窗外是省城不夜的霓虹灯光，陆泽早已熟睡，呼吸均匀。我却睁着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脑海里反复回响着杨教授的话和陆泽的作品。我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我的绘画方式是否真的太“土”、太“过时”？我所珍视的乡村经验和写实技法，是否根本无法融入这个前卫的“艺术殿堂”？那种好不容易通过保送建立起来的自信，在这一夜之间，动摇得厉害。

周末，我怀着迷茫而沉重的心情，去了父亲工作的建筑工地。他已经被正式聘为附近一个新楼盘果园区的管理员，住的条件稍好了些，是一间简易的板房，但至少不再风吹雨淋。看到我来，他很高兴，用粗糙的手给我洗水果。

我犹豫着，还是拿出了带来的几张画作照片——包括那幅被杨教授批评的写实油画，以及我用手机拍的陆泽那幅抽象作品。

父亲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接过照片，凑到窗前明亮处，仔细看了很久。他先是拿起我那幅，点了点头：“嗯，这个好，像！就是我那天扛水泥嘛，这日头画得毒，看着就累。”然后他又拿起陆泽那幅抽象画的照片，眉头紧紧皱了起来，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老实巴交地摇摇头：“这个……山子，爸是乡下人，看不懂现在城里人喜欢啥……这画的是个啥？乱七八糟的。不过这颜色倒挺鲜亮，扎眼。”

父亲朴实无华、没有任何理论修饰的话语，却像一阵清新而强劲的山风，吹散了我心头盘踞多日的迷雾。回学校的公交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繁华街景、摩登大楼和巨幅广告牌，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不必成为陆泽，也不必成为杨教授口中那种标准的“当代艺术家”。艺术的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变，但它的核心，应该是真诚的表达，是从自己生命土壤里真正生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盲目追逐那些自己并不真正理解的潮流和概念。我的根，就在那片山野土地里。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重新铺开画纸。我还是画我熟悉、我热爱的题材：家乡的山野、斑驳的老屋、那棵年年开花的老桃树、奶奶爬满皱纹的笑容、父亲在田地里劳作的背影。但我不再拘泥于完全的、照片式的写实。我开始尝试用更主观、更大胆、甚至略带夸张的色彩来表达我内心的情感和记忆中的氛围：我用几乎燃烧般的金红色来描绘收获时节的麦田；用大片温暖朦胧的光晕和柔和交织的笔触来勾勒记忆中奶奶的慈爱，她的面容或许不那么清晰，但那种被爱包裹的感觉却扑面而来。

这幅尝试性的新作交上去后，杨教授在课堂上看了良久，摸了摸下巴，最终点了点头：“嗯，有进步！开始尝试打破窠臼，寻找自己的视觉语言了。情感很真挚，这种从自身经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有力量的。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探索。”

我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仿佛在浓重的迷雾中，终于看到了一丝属于自己方向的微光。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我找到了迈出第一步的勇气和方向。

大学生活渐渐步入正轨。除了专业课，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选修了西方艺术史和中国古典哲学。艺术史课让我系统地了解了从古典到现代各种艺术流派演变的内在逻辑，明白了陆泽他们所推崇的“现代艺术”其来有自，不再那么神秘和高高在上；而庄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禅宗对“顿悟”和“直观”的强调，则让我隐隐感到，东方美学体系中或许存在着与西方当代艺术截然不同但同样高妙的路径，这让我倍感亲切，也坚定了我要从自身文化根源寻找营养的决心。

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压力始终存在。我不能再给家里增加负担。最初，我在学校食堂找了一份勤工助学的活儿，每天中午和晚上帮忙打饭、收拾餐具，这样可以免费用餐，但一个月也只有极少的一点补助。食堂工作辛苦且耗时，经常耽误我去图书馆或者听晚间讲座。

转机发生在大一下学期。一位很欣赏我踏实态度的国画专业学姐，得知我在找兼职，主动介绍我到市区一家她相熟的小型私人画廊——“视野画廊”做周末兼职。工作内容是帮忙布置展览、接待客人、登记作品、打扫卫生，有时也需要帮忙装裱画框。画廊老板温姐是个三十岁出头、精明干练又颇有情怀的女性，艺术院校毕业，自己画得不怎么样，但看画眼光独到。

这份兼职不仅比食堂工作收入高不少，更重要的是，它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在这里，我能近距离接触到各种风格、各种流派艺术家的原作，从写实油画到现代水墨，从传统山水到前卫装置。潜移默化中，我的艺术眼界和鉴赏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开始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附庸风雅的商人到真正痴迷的藏家，从傲慢的艺术家到纯粹好奇的学生。

一个周六的下午，画廊里比较清闲。我正在小心翼翼地擦拭一组新到的画框，门口的风铃清脆地响了起来。我抬头习惯性地想说“欢迎光临”，却看到一个绝对意想不到的、熟悉的身影——林小雨！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围着白色的围巾，脸颊被冷风吹得微红，笑盈盈地站在门口，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陈山！惊喜吧？”她走进来，声音一如从前般清脆悦耳。

我完全愣住了，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小雨？！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心跳都漏了好几拍。

“我考到省城的师范大学了呀！中文系！”她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带着几分小得意，“怎么样？没想到吧？至于怎么找到这里的……”她俏皮地眨眨眼，“我自有办法！先是问了你们学校教务处，说你在这个系，又碰巧问到一位学姐，说你可能周末在这家画廊打工，我就摸过来啦！”

巨大的喜悦瞬间淹没了我。在这个陌生的省城，能见到青梅竹马的故人，那种亲切感和安全感是无法言喻的。我连忙给她倒了杯热水，带着她参观画廊里正在展出的“当代水墨探索”画展。

我向她介绍着各位艺术家的风格和理念，尝试用我能理解的语言去解读那些或抽象或晦涩的作品。林小雨听得很认真，不时提出问题。在一幅色彩强烈、笔触狂放、几乎看不出具体物象的抽象水墨画前，她驻足良久，歪着头，看得非常认真。

“这画……艺术家想表达的是什么呀？”她好奇地问。

我看了看旁边的标签，复述着上面拗口的解读：“嗯……艺术家说是‘对都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断裂与精神迷失的墨象呈现’。”

林小雨听完，又歪着头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俏皮地冲我眨眨眼：“说得太高深了……我倒是觉得……挺像我妈唠叨我时的感觉，嗡嗡的，到处都是声音和线条，抓不住重点但又无处不在，让人有点头晕又没办法。”

这个极其生活化又充满想象力的解读让我先是愕然，随即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一刻，所有因为时间和距离而产生的些许陌生感瞬间冰消瓦解，那种久违的、只属于我们之间的轻松和默契又回来了。她总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角度，穿透那些复杂的概念，直抵事物核心那种鲜活的本质。

之后，林小雨便常常在周末来画廊找我。有时我忙，她就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看书，或者静静地看着画，等我下班。下班后，我们常常会一起沿着画廊外的林荫道走一走，聊各自的大学生活。她告诉我师大严谨的学风和她参加的文学社活动；我跟她分享美院各种奇闻趣事和我的艺术困惑。我们也一起在街边小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在寒冷的冬天里，分享着温暖和简单的快乐。

她也来过我们学校几次。有一次正好碰到陆泽。让我意外的是，他们两人竟然非常合得来。陆泽欣赏林小雨的聪慧、直爽和那种不造作的灵气；而林小雨也觉得陆泽虽然外表时髦、言谈新潮，但性格爽朗，内心不坏。我们三人经常一起在学校后门那家物美价廉的小餐馆吃饭，陆泽总会抢着买单，说“哥们儿现在卖出去一张小画了，有钱！”。饭桌上，陆泽高谈阔论他的艺术观念，我和林小雨则更多是倾听和偶尔提问，但气氛总是非常融洽。

有一次，林小雨走后，陆泽勾着我的肩膀，挤眉弄眼地说：“陈山，可以啊！林小雨这姑娘真不错，长得清秀，人又聪明通透，一点都不俗气。抓紧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支支吾吾地没接话。其实，经过这段时间的频繁接触，我和林小雨之间，那种自幼相伴的亲情般的默契，确实悄然滋生出了另一种朦胧而美好的情愫。我们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眼神交汇而同时慌乱地移开视线；会在寒冷的夜里并肩行走时，手臂偶尔碰到一起，却谁都没有刻意避开；会在分享一碗小吃时，感到一种微甜的羞涩。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挑明。我们都清楚，现阶段学业和前途是最重要的，那些悄然生长的情愫，需要更稳妥的时间和更合适的土壤来慢慢滋养。我们都太年轻，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肩负的期望也很多，这份美好需要小心呵护，不能急于求成。

大一下学期末，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温姐的认可，在画廊的工作稳定下来，也攒下了一点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学校的公共电话亭，给村里有电话的小卖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请人叫来了父亲。我告诉他，我兼职赚了钱，以后每个月会给他和母亲寄一点生活费回去，虽然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连声说：“不用不用，家里有钱，你自己吃饱穿暖，好好学习就行……”但我能听出他声音里压抑的激动和欣慰。最终，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妥协了。

大二开学后不久，我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画廊老板温姐告诉我，下个月画廊要策划举办一个名为“城市·新生代”的青年艺术家联展，主题是关注都市化背景下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艺术表达。她觉得我之前的“山村系列”尝试虽然青涩，但情感真挚，有一种独特的视角，她愿意给我一个小展位，展出几幅这个系列的作品。

我兴奋极了，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在相对专业的场合展示自己的作品。我决心要拿出最好的状态，精心准备一个更完整、更有深度的系列。我打算不仅仅是对故乡的怀念和赞美，更想试图探讨乡村在时代洪流中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以及人的命运与选择。

我打电话回家，想向父母和妹妹收集一些老照片和旧时的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然而，接电话的妹妹，却告诉了我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我们村，可能要整体搬迁了！

“为什么？怎么回事？”我惊得几乎握不住话筒，心一下子揪紧了。

“听说是省里的大工程，要修一个大型水库，发电、供水……咱们村，还有下游好几个村，正好都在规划的淹没区里。”妹妹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无助和低落，“通知都贴出来了，开了动员会，让大家做好准备，估计明年就要开始测量评估了……爸这几天心情特别不好，整天闷着头抽烟，一句话都不说，吃完饭就蹲在那棵桃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舍不得走……”

周末，我心急如焚地赶回家。村里果然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和悲凉气氛。很多家的外墙上，都用刺眼的红漆刷着巨大的“拆”字，像一道道灼热的伤疤。父亲蹲在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桃树下，佝偻着背，一言不发地抽着廉价的卷烟，烟雾缭绕着他花白的头发，背影显得格外苍老和脆弱。

“爸，”我走过去，在他身边蹲下，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烟雾从他鼻腔里缓缓溢出，声音沙哑而沉重：“住了几辈人的地方啊……老祖宗选的地方，山清水秀的……说没就没了……这树，你奶奶当年亲手种的……要是她知道，该多难受……”

晚上，家里的气氛格外凝重。母亲默默地提前开始收拾东西，脸上愁云密布，时不时发出无奈的叹息。妹妹趴在桌上写作业，但眼神空洞，明显心不在焉。

“哥，我不想搬，”临睡前，妹妹偷偷溜进我的小屋，眼睛红红的，像只受惊的小兔子，“新学校听说在镇上，都没有现在的朋友……新房子他们也去看过样板了，说像鸽子笼一样，小小的，没有院子，也没有桃树了……”

我心疼地摸摸她的头，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沉甸甸的，充满了无力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居住地，它是记忆的根系，是情感的依托，是身份认同的源头。它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深层次的断裂。

回到学校，我毫不犹豫地把原本为联展准备的创作计划全部推倒重来。一个更强烈、更紧迫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全部思绪：我要画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庄！画这棵命运未卜、凝聚着家族记忆的桃树！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真实的情感和挣扎！我要用我的画笔，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留下最后的影像和挽歌。

我鼓起勇气向系里和杨教授说明情况，请了一周假，带着厚厚的速写本和相机回家进行深度采风。那一个星期，我像疯了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工具在村里每一个角落流连：我画那些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的老屋门槛和石阶；画蜿蜒曲折、通向各家的石板巷子；画村口那棵挂着古钟的老槐树；画村民们在水田里插秧、在晒谷场上劳作的熟悉身影；当然，还有那棵伫立在老屋后、沉默而坚韧的桃树，我从各个角度画它，在晨光中，在夕阳下，在细雨里。我更重要的是倾听，我坐在村里的老槐树下，听老人们吧嗒着旱烟，讲述村里的历史、家族的迁徙故事、那些即将被水淹没的传说和地名由来……这些鲜活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素材，极大地激发和丰富了我的创作冲动。

回到学校后，我投入了近乎疯狂的创作中。我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泡在了画室里，常常画到深夜甚至凌晨，困了就在画室的凳子上打个盹。脑海里全是故乡的画面、声音和气息，那种迫在眉睫的消失感，赋予我的创作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力量。我尝试用不同的材质和技法：在画布上混合沙子营造土地的粗糙质感；用薄涂和厚堆的对比表现时光的层叠；用象征性的色彩——比如沉静的蓝色和温暖的黄色对抗——来隐喻变迁中的冲突与不舍。

联展前一天，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名为《故土》的系列作品，一共八幅。最后一幅画的是那棵桃树，它的根系被我刻意夸张，深深扎入色彩斑斓、仿佛蕴含着无尽故事的大地，仿佛与大地血脉相连；枝头花开得正盛，绚烂如火，如同爆发出的最后生命力；而背景远处，是若隐若现的、波光粼粼的、平静而冰冷的蓝色水波，一种悲壮而宁静的氛围弥漫在整个画面上。

联展的开幕很成功，来了不少艺术圈的人、收藏家和媒体。我的《故土》系列，以其真挚浓烈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意外地吸引了不少关注和驻足。许多人在这组画前沉默良久，尤其是那些同样从农村走出来、在城市奋斗的人，眼中流露出复杂的共鸣。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专门采访了我，以《用画笔为即将沉入水底的故乡立传》为题做了报道。报道发出后，甚至意外地引起了一位市文化局领导的注意，他特意来到画廊，仔细看了我的画，询问了村庄的具体情况，临走时表示会关注这个项目，关注搬迁村民的后续安置和文化传承问题，说“艺术关注现实，这很好”。

展览结束后不久，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激动和希望：“山子！山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今天村里来了好几辆车，说是市里文物局的、规划局的，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看了你那张报纸，又专门来村里实地看了！他们说咱村有些老建筑，像祠堂、那几间老石头房，有点年头了，有点特色！还有咱家那棵桃树，我说是你奶奶年轻时种的，他们算了算年头，也说有保护价值！说是要重新研究规划方案，可能不用全部搬迁了！可能只会迁地势低的那一半，我们这半边，还有这棵老树，可能都能保住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得手都在发抖：“真的吗？爸！这是真的吗？你没骗我？”

“真的！千真万确！村长刚开完会回来，亲口说的！正在研究新的方案！咱们村……咱们家……可能真的保住了！”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劫后余生般的喜悦和希望。

挂掉电话，我激动得在画室里转了好几圈，心脏狂跳，最后忍不住紧紧抱住了旁边正在啃面包、一脸莫名其妙的陆泽，把他吓了一跳。我从未敢想过，艺术除了表达自我、除了审美功能之外，竟然真的可以产生如此具体而真实的力量，甚至可以如此微弱却又确凿地影响现实，守护一片记忆中的故土，守护一份沉甸甸的情感寄托。这种巨大的成就感和社会价值感，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重塑了我对艺术功能的认知。

这件事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信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二那年，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创作，同时更加有意识地关注社会现实议题。我的“故乡叙事”系列作品中的一幅——《根》，也就是那幅描绘老桃树与蓝色水波的作品，经过杨教授的推荐，成功入选了规格更高的全国青年美术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高水平的全国性展览，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无比。

展览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行，学校资助了部分路费和住宿。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长达二十小时的绿皮火车，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站在中国美术馆宏伟庄严的展厅里，看着自己的画挂在洁白明亮的墙上，旁边是来自全国各大美院、天赋异禀的青年才俊们的优秀作品，我感到一种近乎眩晕的不真实感和巨大的荣幸。

“很棒的作品，”一个温和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在我旁边响起，“有一种扎根土地的深沉力量，笔触里能看到情感，很打动人。”

我慌忙转过身，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穿着中式褂子、气质儒雅沉静的老先生正站在我的画前仔细观看。后来经过旁人介绍，我才知道他是国内极具影响力和威望的艺术评论家、央美的老教授。他的肯定让我受宠若惊，激动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感谢的话。

展览期间，我的画作受到了一些专业评论家和媒体的关注，收获了不少好评。更让我惊喜的是，展览方告知我，竟然有几位收藏家表示愿意出价购买这幅《根》。

面对人生中第一次可能通过艺术获得的、相当不错的金钱回报，我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最终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惊讶的决定：我婉拒了所有的购买请求。这幅画，以及整个《故土》系列，对我来说意义远远超越了一幅画的市场价值。它们是我艺术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我对故乡、对家人、对一段即将逝去的生活方式最深切的致敬和挽留，是无价的。我选择将它们全部留存在自己身边，作为永久的纪念和鞭策。温姐得知后，虽然觉得可惜，但也表示理解和支持。

从北京载誉而归，我在学校里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甚至校报也来采访了我。但比起这些虚名，更让我高兴和踏实的是，我能够通过卖出其他几幅不太重要的习作和获得的少量奖金，实实在在地改善家人的生活。

我给家里装了电话，让联系更方便；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让父母劳作之余能有点娱乐；我坚持每个月给父母寄去足够的生活费。父亲起初在电话里每次都坚决不肯要，反复说“哪能要儿子的钱，你留着成家立业”，在我反复坚持和母亲在一旁的劝说下，他才勉强收下，但每次汇款后都会打来电话，絮絮叨叨地说家里什么都不缺，果园收入挺好，让我别惦记家里，自己吃好穿暖。

妹妹的学习受到了我的巨大激励，成绩越来越好，她给我写的信也越来越长，文字越来越流畅，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她在信里说，老师说她很有希望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我立刻回信，郑重地向她承诺，只要她考上，我就送她一台学习必需的电脑。

大二暑假，我回家住了整整一个月。村里果然没有全部搬迁，新的规划方案保住了包括我家在内的地势较高的半个村子，以及村后的山林。最让父亲欣慰的是，经过测量评估，那棵老桃树因其树龄和村民的强烈情感寄托，也被列入地方保护名录，周围还特意砌了一圈矮矮的石栏保护起来，挂上了小小的标识牌。

“这下好了，总算保住了，”父亲抚摸着粗糙龟裂的树干，眼中有着深深的欣慰和难以掩饰的骄傲，“你奶奶的树，咱老陈家的根，算是扎住了。山子，你……你做了件大好事，给村里立了功了。”父亲不善于直接表达情感，但这句话，已经是最高的褒奖。

暑假里，我教妹妹画画，帮她补习功课，和她一起爬上山坡，看落日余晖笼罩下那片得以保全、安静美好的半个村庄。我也去父亲管理的果园帮忙，采摘成熟的梨子和桃子。傍晚，我们一家常坐在院子里乘凉，吃着井水冰镇的西瓜，看着满天璀璨的繁星，听父亲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讲他和母亲的往事，讲奶奶的坚韧与慈爱。母亲在一旁笑着补充细节，妹妹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这种平淡、琐碎却无比真挚幸福的家庭生活，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宁静。城市的喧嚣、艺术的纷繁、外界的评价，在此刻都远去了。我找到了内心最坚实的锚点。

回到学校，我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我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和家族的记忆，开始尝试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议题：城乡变迁中的阵痛与希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流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漂泊与扎根……我的画风也在不断的阅读、思考和实验中演变，在保持现实主义根基和真挚情感的同时，我开始尝试融入更多象征、隐喻甚至超现实的元素，试图更深刻、更多层次地表达我的观察和思考。杨教授在一次看稿后评价说：“开始逐渐形成个人风格了，很好。有乡土的气息，但又不止于乡土；有关怀，但又不流于说教。继续坚持你这个方向，走下去。”

我和林小雨的感情，也在这种持续的交流和各自的成长中稳步升温。我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她看她的文学理论，我看我的艺术史论；我们一起在美院的剧场看学生话剧，在师大的音乐会听民乐演奏；我们会为了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社会热点争论不休，又常常在争论中发现彼此价值观的深层契合。我们依然没有挑明那层关系，但那种心灵的靠近和相互支持，却比任何言语都更加坚实。她知道我所有的梦想和顾虑，我也了解她的坚持与温柔。我们约定，先好好完成学业，成为更好的自己，再来面对未来的可能性。

大三那年，我凭借优异的专业成绩、突出的创作成果和杨教授的鼎力推荐，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获得了学校公费赴欧洲进行艺术交流学习半年的宝贵机会。这是我从未敢想过的殊荣。

在巴黎奥赛博物馆、卢浮宫、伦敦国家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我看到了以往只在印刷粗糙的画册上仰望的无数大师原作：莫奈笔下那变幻莫测、捕捉瞬间的光影；梵高那燃烧生命般、充满张力的笔触和纯粹强烈的色彩；毕加索那打破一切桎梏、自由重构形式的勇气……站在这些穿越了时空的巨作前，我感受到了艺术的永恒魅力和那种超越文化、直击人心的强大力量…

在欧洲的半年，是我人生中眼界和思想被彻底打开的一段时光。我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艺术养分。在巴黎，我流连于奥赛博物馆的印象派杰作之前，莫奈的《睡莲》那变幻的光影与色彩，不再仅仅是课本上的图片，而是成为一种可感的、几乎能呼吸的生命体，它教会我感知的微妙与瞬间的永恒。在卢浮宫，站在《蒙娜丽莎》真迹前，我感受到的并非她那神秘的微笑，而是时间赋予一件作品的厚重光环和无数凝视所汇聚的能量。在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那些充满冲击力的当代装置和行为艺术记录，则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艺术与社会、与政治、与科技的关系。

然而，走得多远，看得越多，我内心那个从山村带来的声音反而越发清晰和坚定。我越发确信，真正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必须深深扎根于创作者自身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文化土壤之中。我不必成为另一个莫奈或梵高的模仿者，也不必刻意去迎合西方艺术界的某种标准或期待。我的优势、我独特的表达，恰恰来自于我是“陈山”，来自于我身后的那片山野、那个即将因水库而部分沉入水底的村庄、那份对土地深沉的情感以及身处剧烈变革时代的中国的复杂体验。我需要做的，是坚定地从自己熟悉的土地、从自身的文化血脉中汲取营养，运用在西方学到的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手法，来生长出真正属于自己、也具有当代性和普世意义的艺术语言。我画了大量的速写，但更多是记录内心的感悟和思维的碰撞，而不是简单地摹写风景。

回国后，我的毕业创作方向变得更加明确和坚定。我决定创作一组名为“根与翼”的大型系列作品。我想探讨的，是在当下中国，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如何在厚重的传统文化与飞速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留守”故土与“出走”远方之间做出选择并找到自身的价值？我们如何既能珍视和传承来自土地、来自历史的“根”，又能拥有放眼世界、搏击长空的“翼”？这个主题既是我个人经历的总结，也映射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图谱。

这组作品我运用了综合材料，将故乡的泥土、干燥的植物叶片、老房子的碎木屑混合丙烯颜料，在画布上构建出极具 tactile 质感的基底，象征着“根”的深厚与粗粝；而在其上，我用相对飘逸、灵动、色彩更现代的笔触和象征性的图像（如飞鸟、航线、数据流、模糊而快速的城市影像）来表现“翼”的渴望与挣扎。传统水墨的渲染意境与西方油画的堆砌感被尝试性地结合，试图创造一种东方的、现代的视觉语言。

这组“根与翼”系列后来成为了我毕业展的主打作品，获得了评审老师们极高的评价，不仅赢得了毕业创作一等奖，也引起了前来观展的不少画廊经理、评论家和媒体的强烈兴趣。多家知名画廊提出签约意向，甚至有北京的艺术机构愿意提供奖学金，邀请我去北京798艺术区驻留创作和发展。

然而，临近毕业，当大家都在为前途奔波，争夺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时，我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惊讶不已的决定：放弃留在省城甚至去北京的机会，回到家乡的县城，开办一间面向普通百姓、尤其是乡村孩子的艺术工作室和公益工作坊。

“陈山！你疯了？！”陆泽是第一个跳起来反对的，他几乎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以你现在的势头、才华和这些机会，留在省城，甚至去北京上海，前景不可限量！签约、卖画、参加展览、进入主流圈……这才是正道！你回那个小县城干什么？那里根本没有你需要的艺术土壤！没有画廊，没有博物馆，没有展览，没有评论家，甚至没有能和你对话的人！你会被埋没的！你的才华会被浪费掉的！”他痛心疾首，仿佛我要自毁前程。

连一直最理解和支持我的林小雨，也暂时从备战考研的紧张中抽出时间，专门找我谈心，语气充满了担忧和不理解：“陈山，我知道你对家乡的感情，也明白你想做点实事的心。但我真的觉得你需要慎重考虑。县城缺乏顶尖的艺术资源和学术氛围，回去之后，很可能真的就……停滞了，和外界脱节了。你的才华和思考，需要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碰撞才能持续成长。理想很重要，但现实也很现实。”

我理解他们的所有担心，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却异常坚定。我拉着小雨，在学校旁边的咖啡馆里，详细地向她阐述了我的思考：

“小雨，陆泽，谢谢你们。你们说的我都懂，都是为我好。”我搅拌着咖啡，组织着语言，“但是，你们觉得，什么是‘艺术土壤’？仅仅是大城市的画廊、博物馆、评论家圈子吗？是的，那些很重要，是金字塔的顶端。但艺术的根呢？真正的、最鲜活的艺术养分，难道不是来自于最普通的生活本身吗？来自于田野乡间，来自于市井百姓，来自于那些最真实的情感和生存状态吗？”

我看着她，继续说着深思熟虑的想法：“我记得我刚来美院的时候，那种格格不入的自卑和困惑。我也记得我父亲看到我的画，只会说‘像’；村里的孩子可能连真正的画笔都没摸过。艺术对于他们，太高太远了，仿佛是天上的东西。但艺术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也不应该只是城市精英的玩物。它可以是普通人表达自我、记录生活、甚至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我想回去，就是想去试着做一座桥。”

“一座桥？”小雨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对，一座桥。”我肯定地说，“把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给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渴望看看山外世界、却可能缺乏途径和信心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美不仅仅存在于课本和电视里，也存在于他们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让他们也能拿起画笔，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我也希望能把家乡那些即将被遗忘的、质朴的、鲜活的美和智慧，用我的方式记录下来，提炼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同样重要、甚至更有意义的艺术实践吗？这未必就会导致停滞，也许反而会开辟出一条新的、属于我自己的路。”

我顿了顿，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而且，水库虽然没完全淹没村子，但半个村的搬迁，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很多老人不适应镇上的楼房生活，孩子们失去了奔跑的田野，那种精神的失落感，需要被关注和安抚。艺术，或许能成为一种慰藉和联结的纽带。我觉得那里有我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有一种……责任。”

林小雨沉默了，她久久地看着我，眼中的担忧逐渐被一种更深的理解和欣赏所取代。她最终轻声说：“我明白了，陈山。如果你已经想得这么清楚，并且这是你真正想做的事，那我支持你。这确实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但也许正因为是你，才显得格外有意义。”陆泽虽然依旧叹气，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你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但也不再强烈反对，只是说以后火了别忘了给他留张画。

最让我感动的是父母对我的决定表示了最大的支持。父亲甚至提前办理了内退手续，说：“我身子骨还硬朗，能帮你一把。老屋院子大，正好给你收拾出来当教室。”他每天忙着联系工人，帮我整修乡下那套得以保全的老屋，量尺寸，做规划，打算把它改造成工作室和教室的主要场地。他蹲在老屋门口，看着忙碌的工人，抽着烟，轻声对我说：“你奶奶要是知道，这老屋又能用起来，还能教娃娃们画画，一定很高兴。她总说，人不能忘本。你出去了，又回来了，是好样的。”母亲则忙着给我准备各种生活用品，絮叨着回去一个人生活要注意冷暖吃喝。

毕业后，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满满几大箱画具、书籍，回到了县城。租下了一个临街的小小门面，简单装修成了“山野艺栈”——既是我的个人工作室，也是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公益艺术工作坊。启动资金是我在校期间卖画和获奖攒下的所有积蓄，以及林小雨省吃俭用支援我的一部分奖学金（我本不肯要，她坚持说算是投资），还有父母默默塞给我的他们多年的积蓄。

起步远比想象中艰难。小县城里，艺术教育几乎是空白，家长们更看重孩子的语数外成绩，对于“学画画”普遍认为是不务正业、“瞎耽误功夫”。最初几个月，门可罗雀，只有几个好奇的孩子在门口张望。

我没有气馁。我主动联系了县里的小学和教育部门，提出可以免费为孩子们开设美术兴趣班，带他们去写生，认识家乡的自然之美。我利用周末，骑着父亲留下的旧自行车，带着简单的画具，跑到周边还没有完全撤点并校的乡村教学点，去给那里的留守儿童上课。没有画板，就用旧纸箱代替；没有颜料，就教他们用泥土、植物汁液甚至砖头瓦片来画画。我教他们画自家的老房子，画下地干活的爷爷奶奶，画门口的大黄狗，画田野里的庄稼……我发现，一旦抛开“像不像”的束缚，孩子们笔下流露出的天真、想象力和生命力，常常让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感到惊叹。

同时，我继续我的创作。我的画室面向街道，我常常开着门创作，让路过的乡亲能看到我在画画。渐渐地，开始有人驻足观看，好奇地问这问那。我会耐心地给他们讲解，虽然他们大多听不太懂那些艺术理论，但他们会说“这山画得真像我们后山”、“这颜色看着让人心里亮堂”。

林小雨在考上研究生后，学业异常繁忙，但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几乎每天都和我发信息、打电话，关心工作室的进展，听我讲述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趣事和烦恼，也和我分享她读研的见闻和思考。她的智慧和鼓励，是我那段艰难创业期最温暖的精神支撑。寒暑假，她一定会回来，不是直接回村里，而是先到县城的“山野艺栈”，帮我打理事务，给孩子们上课，用她的文学素养给孩子们讲绘本故事，带他们读诗。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位温柔又有趣的“小雨老师”。看到她和我父亲一起忙着修整老屋院子里的菜地，和母亲一起做饭，那种温馨的场景，常常让我觉得，理想和现实，并非不可调和。

转机发生在一个省级文化下乡的活动中。县文化馆推荐了我的“”和我的“乡村儿童美术教育实践”作为特色案例。省里的记者来采访报道，随后省电视台的一个民生栏目也来做了一期专题片。节目播出后，出乎意料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被孩子们充满原生力的画作所打动，也被我这种“回归乡土”的艺术实践所吸引。

渐渐地，开始有家长主动送孩子来学画，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抱着“培养个兴趣”或者“总比孩子野着强”的心态，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也有一些从农村走出去、如今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看到报道后专门找来，在我的画室里，他们看到了熟悉的乡土元素被艺术化地表达，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甚至有人愿意出资支持我的公益教学部分。

一年后，“山野艺栈”逐渐走上了正轨。虽然经济上依然不宽裕，但至少能维持运转。我不仅教孩子们技巧，更着重引导他们观察生活，表达自我。我策划了“我的家乡”主题儿童画展，就设在县文化馆空置的走廊里，那些稚拙却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让很多来看展览的大人都感到震惊和感动。县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小的艺术空间所带来的积极社会效应和潜在的文化价值，给予了一些政策上的便利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的个人创作并没有停滞。相反，这种深入基层、与土地和人群紧密联结的状态，反而给我的艺术注入了更鲜活、更沉厚的生命力。我的“根与翼”系列在继续，内容更加丰富。我画那些搬迁到镇上楼房后无所适从的老人，他们坐在阳台上的落寞背影与窗外喧嚣工地的对比（《迁徙》）；我画在田野里奔跑嬉戏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笑容与脚下土地的关系（《泥土上的云》）；我画我父亲守护的那片果园，繁花、硕果与季节更迭中的劳动（《父亲的果园》）。这些作品，我仍然会挑选部分寄给省城的温姐，在她的画廊展出，甚至推荐到更大的平台。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源自最深切现实关怀的作品，反而因其真挚和独特的视角，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和认可，甚至有几幅被重要的艺术机构收藏。评论家开始用“新乡土现实主义”、“人文关怀主义”这样的标签来讨论我的作品。

我并没有成为陆泽所预言的那种活跃在北上广艺术圈、叱咤风云的明星艺术家，但我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踏实而充满意义的道路。我深深地扎根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同时，我的艺术和我的视野，却通过另一种方式，飞向了更广阔的天空。我知道，这条路还很长，很艰难，但我无比确信，这就是我应该走的路。奶奶的桃树在老屋后年年花开灿烂，而我的“山野艺栈”，也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悄悄地发出了芽，充满了希望。